鼓樓:“中國秋葉原”三十年浮沉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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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TGBUS原創作者建安余韻2018-09-29

贵州蓝球架 www.qzdxrp.com.cn 合眾人的“最好”以調和折衷,造出一個偶像,此即所謂“鼓樓的黃金時代”。

盜版與奸商

第一次來鼓樓的“宅”很容易誤認為自己身在天堂,然而常光顧的老客都知道,這里遍地明槍暗箭,是個讓北京玩家又愛又恨的地方——盜版與奸商,是鼓樓繞不開的兩個關鍵詞。

其實國內正版玩家群體一直存在,鼓樓渠道能力比較強的店,很早就可以幫玩家從日本訂購正版游戲。藍姐說,卡姆樂屋有位老顧客是音樂學院的老師,在業內很有威望,他的學生參加國際大賽都經?;窠?,收入很高,從FC時代就開始買正版,“盜版他也玩,但真正喜歡的游戲都會買一張正版收藏,多的時候一個月就能買四五張。我賣得最貴的一張正版是PS上的《寂靜嶺》,650到手700賣的(原價6090日元,按當時匯率約合人民幣440元)——當年匯率、物流條件都不好,訂一張正版很貴很麻煩,差不多要等一個月才能到貨,那個年代買正版的孩子真不容易!”高健老板也說,在PS2時代他就見過只玩正版的玩家,但從宏觀上看,正版用戶絕對是“稀有物種”,鼓樓游戲店從發跡到興盛,幾乎完全依賴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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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樓街景

早期鼓樓乃至整個北京銷售的FC絕大多數是國內仿制的兼容機。當時國內電視普遍還沒有視頻輸入端口,使用電視天線(RF端子)來傳送信號,即便能買到日本原裝FC也用不了。國產兼容機基本是使用電視天線輸出信號的,那時候游戲機信號很強,有時鄰居調臺也能收到隔壁的游戲畫面,一家人就饒有興致地看著對方打游戲,可能算是最早的游戲直播了。

最早卡姆樂屋銷售的三洋“小精英”主機是任天堂授權產品,但卡帶是臺灣生產的盜版。那時盜版卡帶售價100-200元不等——當時正版卡帶官方定價也不過三百左右,只是很少有人能原價拿到。90年代初,我國東南沿海的工廠已具備自主制造FC卡帶的能力,不再依賴臺灣進口,大幅降低了卡帶售價。

出人意料的是,盡管這時鼓樓和日本廠商溝通的渠道都沒有,但日廠的維權嗅覺和動作倒十分敏銳。任天堂在FC時代就在國內找了代理律師事務所,委托處理在華維權工作——有趣的是后來世嘉、索尼找的律所和任天堂是同一家。這些代理律師每隔兩三個月就要帶工商部門來鼓樓突擊檢查,不過即便查出盜版,也僅僅是給予口頭警告,很少鬧到扣貨或??畹某潭取慰齬穆サ牡昶癱舜嘶ハ嗤ㄆ?,一家被查,馬上有人向其他店報信,大伙把店門一鎖,假裝歇業,檢查的人進不去,也就不了了之了,基本沒有強制力。不過一旦觸及日本廠商底線,也有后果特別嚴重的例子。藍姐記得當初卡姆樂屋對面有家店,賣的主機牌子叫“先鋒壹號”,其實是小作坊自己開模生產的“山寨”MD。世嘉查到后跟他們較起了真,導致這家店被勒令停業整頓長達兩年之久。

進入土星和PS時代,軟件載體變成光盤。光盤生產成本更低,使盜版價格下探到60-80元,但仍超過同期國內正版PC單機游戲的售價。主機發展到這一階段,技術含量已高到國內小作坊無法仿制,但山寨零部件則開始呈泛濫趨勢——比如光頭、電源和手柄。隨著周邊店鋪增多,價格戰競爭激烈,為壓低經營成本,很多奸商便打起了歪主意,開始了鼓樓奸商和玩家長達十幾年的斗智斗勇。

最早玩家對零部件的需求和盜版是密不可分的。當年土星的破解方法是“飛盤”,詳細說來就是先將主機開倉剎車禁用,在開機狀態下放入正版引導盤,等光盤旋轉起來進入游戲片頭動畫后迅速取下正版光碟換上盜版,這樣就可以玩引導盤以外的游戲了。這個過程技巧要求極高,需要一把抓住高速旋轉的光盤快速取下并更換,既要把握準位置,又要控制好時間,趕上個手腳不靈活的要半天才能學會。

這種破解方法對主機光頭損耗極大,所以土星玩家更換光頭需求也大,給了奸商可乘之機,開始有人將國產光頭冒充原裝賣給消費者;還有奸商會把原裝光頭三個核心元件電機、金屬線圈、馬達拆出來,分別裝在三個組裝光頭上,就生產出了三個“原裝光頭”——這已經算是稍微有節操一點的了。

換原裝配件現象在PSP時期最為嚴重,因為最早PSP破解需要拆機,主機附帶配件又多,可動手腳的地方比比皆是,導致玩家在鼓樓買機器恨不得每顆螺絲釘都要拿放大鏡仔細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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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買PSP先上網看上萬字的鑒別說明是常態

讓奸商另有空子可鉆的還有修理業務。因為國內主機一直以水貨為主,沒有任何官方售后保障,所以修理完全依賴這些第三方個體商戶。早期這些商戶賣的是自產的山寨兼容機,也有渠道拿到零部件供給,然而在主機無法仿制后,修機器的零部件完全依賴于拆解回收的二手機甚至新機,成本提高了數倍,不免就有奸商打起了歪腦筋。

鼓樓的“老炮”顧客都知道,去鼓樓修機器,如果老板讓你“出去逛逛,兩小時后回來拿”,你一定要在店里立等,不能讓機器離開視線。坊間傳聞,在鼓樓修機器,十個人里就有一個倒霉蛋修不好——因為店家拆解一位顧客的機器,將完好的零部件換走當儲備了。至于這個被偷了零件的倒霉蛋,等你回來拿機器,老板便裝出一副遺憾的嘴臉說:“毛病太大確實修不好了,就不收修理費了?!北2黃牖夠嶠徊竭ザ弈憬骷?。

當然,正規渠道維權無門,玩家也不會甘心當“大頭”逆來順受,他們會以自己的方式與奸商斗爭。

我學生時代唯一一次跟校外人士“茬架”就是跟鼓樓奸商。高中時我在鼓樓買了一臺PSP——當時PSP破解分“硬破”和“軟破”,所謂“軟破”就是通過軟件漏洞刷自制系統;硬破則需要拆機對主板和CPU動手腳,不但本身有安全隱患,對“全新未拆”有精神潔癖的買家也受不了,所以硬破機市價要比軟破便宜二百多,但也因此有無良奸商拿硬破充軟破賣——筆者就不幸著了道。

我在購機一周后才發現被騙,那天惱怒至極的我放學后叫了六個同學,抄著板凳去店里討說法。那老板看面相還不到30,梳一頭中分,白凈清瘦帶個眼鏡,斯斯文文的,實在不像會坑蒙拐騙的樣子。見我們人多勢眾來者不善,他唯唯諾諾也沒了主意,最后以退了我200塊錢作罷。

在采訪中還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分享了他朋友“暴力維權”的趣事:小時候這位兄弟在鼓樓買了一臺“全新未拆”的GBC,結果正常使用幾天屏幕上蓋就微微翹起,證明這很可能是臺翻新機,而且本身是瑕疵品。他去店里討說法,店家翻臉不認賬,耍無賴說“商品出店概不負責”。這位老哥實在氣不過,某天放學叫了兩個同學,一人假裝要買東西,跟店主問東問西吸引注意力,一人當人墻打掩護,他瞄準柜臺里的GBC,順手牽羊拿了就走。等店主發現,人已經跑遠了。

今天,每個受訪者談起在鼓樓被坑和“暴力維權”的經歷都能當做青春時代的有趣剪影一笑置之——但仔細想想,笑容里實在充斥著憤怒、掙扎和無奈。

分水嶺

巔峰時期,鼓樓兩條街上游戲店的數量超過今天淘寶上全國游戲店的總和,這是鼓樓發展十幾年積累的碩果——然而從2008年開始,鼓樓亞文化迎來衰退的拐點,并且速度之快令人震驚,仿佛只一夜間,這片街區就換了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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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樓外大街

事實上苗頭在邁入新世紀初就已開始顯現,原因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街區定位、正版化和互聯網。

最先發生變化的是鼓樓的市政規劃定位及游客屬性。

過去的鼓樓與長城、故宮等馳名國際的景點相比,旅游資源并不十分突出,是一條人文氣息濃厚的、生活化的街道——這種環境對游戲和其他文化產業發展是有利的。然而后來隨著北京大拆大建,很多老街被破壞,鼓樓周邊卻因為有大量古跡,整體風貌得以保全,成了今天北京保存最完好的傳統胡同區。老北京胡同文化對外國和外地游客具有獨特魅力,鼓樓的名聲也因此傳播出去,慕名而來的游客很多,使地區的核心客流逐漸從居民、亞文化愛好者向觀光客轉化,周邊的商業格局也朝景區轉型。

2000年左右,酒吧像雨后春筍一樣在后海一代落地發芽。這些酒吧裝潢洋氣,都有英語菜單擺在外面,名字也起得特別文藝,頗能體現其獨特的定位與顧客畫像。嗅到商機的政府調整市政規劃,鼓樓的文化生活氣息逐漸讓位于商業。2003年,南鑼鼓巷和煙袋斜街經過翻修,成為政府靡費巨億打造的胡同商業街;同年,有50多年歷史的地安門百貨開始了長達15年的改造,至今仍未正式恢復營業;2010年,什剎海地鐵站開工修建,選址恰好定在卡姆樂屋,卡姆樂屋被迫拆遷到了二次元文化從沒有滲入的鼓樓西大街,半數老客因此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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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卡姆樂屋舊址變成了地鐵站

從結果來看,鼓樓的商業改造無疑是成功的:短短十余年間,南鑼鼓巷完成了從傳統老街到民俗商業街,再到全國知名景區的“二段跳”,日均接待游客達3萬人次,節假日峰值突破10萬。2017年,美國《時代》周刊評選“亞洲你不得不去的25個景點”,南鑼鼓巷榜上有名。

這種商業成功刺激鼓樓周邊百業繁榮,卻偏偏對游戲沒什么幫助?!襖從蝸返甑幕故悄遣θ?,有明確的目的性,”高健老板說?!按蟛糠鐘慰徒攴⑾質鍬粲蝸返吶ね肪妥?,極少數能留下聽你做點介紹,但因此買機器的基本沒有?!庇蝸返昝幌硎艿嬌土鞅┱譴吹納桃島燉?,景區化釀成的苦果反倒一個不落全吞下去了:不到10年,鼓樓周邊一間不足20平米的門臉房租金從2000塊每月瘋漲到20多萬每年,其他營業成本更是兩三倍于房租,游戲機的利潤漲幅沒有跑贏通貨膨脹。面對飛漲的成本,倒閉、搬離鼓樓、改行做其他生意的店鋪不計其數。

第二個發展趨勢是正版化。

隨著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思想觀念的進步,游戲正版化是不可逆的潮流,經銷商和玩家只能去適應;從道德角度來說,用了企業的產品并藉此獲得了快樂就該給錢,這是天經地義——但“正版時代”的降臨對鼓樓和中國玩家來說比較突然,幾乎毫無準備,反應非常被動。

鼓樓從PS3時代開始越入正版時代,理由非常簡單:2010年,PS3問市4年后才宣告破解,2011年才誕生了第一個可用的自制系統,正版化完全是被迫的。最初商人普遍不歡迎正版——與盜版相比,批量引進正版進貨成本提高了上百倍,利潤反而不及,虧損風險還大得多:“一張盤經常只掙一兩塊錢,好多人聽了都不信,”談到收益,高健顯得非常無奈?!壩惺焙蛟俑仙峽腿聳切龐每ɑ蛘呋ㄟ賂犢?,不收手續費根本沒有利潤。現在預訂游戲都是‘多退少不補’,但我們也沒法提前知道進貨價是多少,根本就是賭博?!?/p>

另一方面,因為游戲產品的特殊性,發售后是否能成功并無明確規律可循。叫好未必叫座;反之萬眾期待的大作“暴死”也屢見不鮮。比如去年發售的《GT賽車Sport》就讓高健特別受傷:“我335進貨價拿了1000張,貨還沒到輿論評價就崩盤。到貨后我進貨價原價拋售,結果游戲發售三、四天后就開始崩值,價格一路俯沖到190左右。現在賣了半年多,還剩200多張賣不出去?!倍牘ゲ煌氖?,盜版賠錢一次不過幾千塊;正版崩值,價值可是以十萬計的。但作為一個玩家,高健心中至少還有一份情懷支撐著他:“還是要做正版。網上下100個游戲,真正玩的有幾個?絕大多數是進去看一眼再也不打開,那根本就不是玩游戲了。正版你在購買前就對它有一定了解,決策比較審慎,玩起來自然就比較投入、認真?!?/p>

從“5元”甚至“0元”一夜間變成正版,價格跨度確實太大,過渡不夠平滑,玩家一時也難以接受。我們采訪的幾家店主均表示PS3銷量不如同世代的Wii和Xbox 360,不能破解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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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酷玩e代

大環境最后一個重大改變就是互聯網興起。

進入新世紀后,互聯網在中國高速普及,鼓樓受網絡沖擊最大的業務恰恰是原本買賣最紅火的盜版動畫光盤。到2008年前后,網絡追番全面普及,這些光盤幾乎已沒有市場,率先被淘汰。

動畫光盤出局后,殃及池魚的就是動漫周邊店。國產盜版“三低”周邊(質量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低)利潤無法覆蓋鼓樓實體店的營業成本。而在此時期中關村和崇文門搜秀商城都開設了動漫城,招商條件比鼓樓更優渥,動漫類門店大量搬遷到其他商圈或轉型線上。

游戲店同樣遭受著互聯網沖擊,最大的影響是電商普及,一定程度敉平了“奸商”的信息不對等優勢,使產品價格更透明,坐地起價、坑蒙拐騙的現象有所減少。但總的來說,游戲店抗互聯網沖擊的能力比動漫店還是強一些:第一是因為主機仍屬于大額消費且圈里水很深,玩家不能看到實物難免不放心;二是即便已經能從網上下載盜版游戲ROM,但這時期國內網速普遍不佳,進入高清時代的游戲容量卻膨脹了數倍,下載耗時太長,所以很多玩家選擇帶著硬盤去鼓樓拷貝或者買盤;第三是國內主機玩家群體比較固定,這些人早已形成消費習慣,更樂意去實體店,一時半會改變不了。

2010年的鼓樓,與人潮熙攘,每逢節假日摩肩接踵,連腿都賣不開的繁榮景象形成鮮明反差,游戲店的日子實在有點凄涼。老玩家隔月去一次,可能就會發現眼熟的老店又少了兩家或是換了門庭;而對還在堅守的經營者來說,連物傷其類的時間都沒有——營業成本飛漲,游戲利潤反而降低,他們必須不斷拓展玩家數量才能保證自己的收益……要思考的問題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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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玩e代的“鎮店之寶”

生意經

可以說,今天在鼓樓活下來的店,每家都有自己的生意經。

我在卡姆樂屋采訪期間,來了一位買Switch的顧客。藍姐說抱歉沒法招待你,喊店員給他拿貨。這位客人約莫三十四五,但言談舉止仍是一副少年派頭。調試機器期間,他很熟絡地跟店員攀談起來:

“我媳婦說過兩天給我買個展示柜,把我所有的游戲機放進去展示起來?!?/p>

“呦~你媳婦可真體貼!你打算送人家點什么呀?”

“嘿嘿,她知道我不抽煙不喝酒不泡吧,生平就這么點愛好……”

因為我注意力集中在采訪,幾米外的對話聽得有一搭無一搭,但把握到一個特點:兩人聊的都是家長里短,沒有涉及價格、機器成色、質量等問題——比起買賣,更像弟弟見了久未謀面的姐姐,拉起了家常,比我當年在鼓樓買東西心態放松太多了。我突然有點開竅,明白了這些老店是怎么做生意的。

要說生意經,鼓樓東大街153號,自由人電玩的幾位老板頗有發言權——自由人曾是一家在鼓樓衰退期瀕臨倒閉的店,然而今天,自由人淘寶店的店鋪信用和PS4主機銷量均位列北京第三,是當之無愧的“京城名店”。景波是自由人的三位股東之一,對店鋪過去的坎坷,他感慨良多;但在鼓樓衰退的大環境下,他卻對自由人的未來充滿雄心。

在“宅”的眼里,自由人是鼓樓東大街的終點——盡管再往前去大街還有500多米,但十幾年來,自由人更東面都沒出現過其他ACG門店,可謂是鼓樓二次元王國的“國境線”——看見自由人,就意味著該折返了,所以這家店選址實在說不上好。

2009年一個普通的下午,自由人老板劉碩又約了景波等幾個好朋友在店里切磋《實況足球》,并根據戰況不時調侃或者罵幾句閑街,20平米的屋子內外充滿快樂的空氣,他們已經在這踢了5年——但與以往不同,今天踢完,店里氣氛一下凝重起來。劉碩告訴景波,店鋪一直賠錢,已經到了難以維持生計的地步,他不想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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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老板劉碩

景波比劉碩小一歲,二人是踢實況認識的。03年前后,景波在中央電視臺工作,某天下班,他約一位老友見面——兩人都是實況忠實玩家,久未謀面,決定去鼓樓找家能包機的店踢踢球,便來到了自由人——自由人是鼓樓罕見提供包機服務的店鋪,因為老板劉碩本身是非常核心的玩家,在經營之余也有玩游戲的需求,做包機其實主要目的是滿足自己,能賺點外快只是添頭。

景波是朋友圈里的高手,跟他一起來的哥們水平則馬馬虎虎,雙方實力懸殊,踢了幾把都是“虐菜”。景波覺得沒意思,便強拖在一旁觀戰,默不作聲故作深沉的劉碩下來踢。

結果,景波被灌了個1:9。

過了兩天,不服輸的景波開車拉了一箱飲料來自由人,點名找劉碩切磋,一來二去兩人以球會友成了莫逆之交。后來,他們一起創辦了自由十一人實況足球俱樂部——那時候線下實況俱樂部這種模式在全國范圍都很火,各省有自己的代表隊,經常舉辦民間比賽,還能吸引到英特爾、英偉達等知名廠商贊助,競技氛圍一點不比今天的主流電競項目弱。

自由十一人當時是北京僅次于完全實況的第二大實況足球俱樂部,同樣高手云集,外出比賽斬獲榮譽無數。他們創辦的“自由十一人聯賽”巔峰時期有50多位選手參與。因為自由人店面不大,每周六下午,劉碩會包下隔壁飯館的包間,扛著四臺笨重的顯像管電視和主機去那打比賽,一直打到傍晚,算積分,來的大伙再一起吃個便飯,嘻嘻哈哈好不熱鬧。

發展到08年,因為游戲網絡功能逐漸完備,線下俱樂部和聯賽這種形式沒那么火了,收入已不足以維持日常運營,俱樂部停辦;終于到09年,實體店本身都快開不下去了。

景波聽了心里難過,他不想承載了大伙五年回憶的歸宿就這么沒了,于是跟當年俱樂部里另外兩位好朋友一合計,仨人給劉碩投了一大筆錢,從熟客、老板朋友搖身變成了合伙人和股東。從此,景波白天上班,晚上顧店兩頭忙著,幾人合力開始了對自由人的“搶救”:“當時我對這業務也沒什么期望,只是希望我們這幫人還能湊在一塊玩。不過理性分析一下,鼓樓作為北京,甚至全中國都很有名的游戲集散地,有劉碩這么一個7年經營經驗的人,理論上(開店)至少不會賠。那么我們為了給它續命,也愿意加入進來。至于行業未來會怎么樣,當時沒考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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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電玩

景波和劉碩對營業方法做了一系列改造,比如重新裝修網店,使商品分類和檢索更清晰;優化渠道和物流降低成本;實行4人輪班制,變相拉長營業時間等等。他們還搞了一個“自由人正版俱樂部”,只要交幾百塊錢會費,玩家就能以置換的方式玩到當年發售的絕大多數新作,非?;?,是自由人一大特色業務。但景波認為,他們做得最正確的一件事,就是確立了以服務為核心的經營理念。

“賣游戲利潤低,這其實不是游戲業面對的,而是整個實體經濟和零售業面對的問題。不做游戲,去做別的,服裝也好餐飲也好,同樣有這個問題。解決之道不是怎么在實體店把東西賣的更貴,而是你要考慮你的行業有什么特性,并據此做一些高附加值的業務,”景波打開話匣子,侃侃而談他對實體店經營的理解:“國內的游戲店在把這個行業越做越小,只會打價格戰,你賣十塊我賣八塊,這不是正常的生存方式。這個東西等市場規范了,應該是由廠商來控價的——十塊就是十塊,你賣八塊是你有問題?!?/p>

至于什么樣的附加服務適合游戲店,景波的想法已經很具體了:“你在網上買東西,可能感受不到服務——你說人家給你發貨,然后有問題給你退換,是不是是服務?是,但這只能叫‘基礎服務’。游戲這個事,如果你不太懂游戲,那么我們給你講什么游戲好玩、什么游戲適合你;把人群聚集起來,不管合作、對抗、研究新的玩法,探討這樣會不會讓游戲更好玩,可能是比較高級的服務形式?!?/p>

景波說,他特別懷念過去,十一二點甚至凌晨兩三點,周邊所有店都關門了,自由人還亮著燈,他和劉碩還在踢:“游戲這個事,我說句實話,一個人玩,娛樂效果有限。我們當年在這踢球那種快樂,說真的一般人體會不到。也許游戲實體店的最終形態可能就是我們04、05年做的形態:需要有人去聚集、有人去消費、有人去玩——游戲最根本的目的是玩,是為了獲得快樂。這種快樂很大程度依賴分享,而分享就需要聚集,這才是最根本的,也是實體店的存在價值?!?/p>

我接著問景波,今天鼓樓一帶游戲店少了那么多,作為“集散地”是不是已經不合格了?他回答這不取決于我或商戶,而取決于玩家:“集散地這個概念一定是分人群的——人有需求它就是集散地,沒有就不是。鼓樓在過去那些老玩家眼里還是集散地——哪怕今天這條街上只有一家店了,只要玩家有需求,它就還是集散地,這一點不會變。有一天玩家不需要集散地了,那鼓樓就真的結束使命了?!?/p>

尾聲:鼓樓的黃金時代

北京玩家對鼓樓的感情是復雜的:一方面我們痛恨奸商,每個玩家都被迫在那練就了一副火眼金睛;另一方面,這兩條大街是維系北京玩家的情感紐帶。景波還記得,以前有位常來看他們踢球的客人,不清楚什么身份,但看著很有錢,每天都是晚上十一二點司機開著豪車載他來。車到鼓樓腳下,他就下車步行到自由人,讓司機在后面慢慢跟著。你讓他下場踢兩把,他不踢,但他說:“看你們還在這踢球,我心里就踏實?!?/p>

年紀稍長的北京玩家無比懷念十幾年前的鼓樓,認為那是“鼓樓的黃金時代”,也是主機游戲在北京的發展的黃金時代。北京的玩家和其他亞文化愛好者常年來實在太孤獨、太壓抑。在這種痛苦中堅守喜好,甚至像筆者一樣最終“玩”進業內,把喜好變成職業,是需要些“行業能變得更好、我們并不孤獨”的佐證的——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鼓樓充當著這個佐證。我們懷念的,或許更多的是一段有青春加成的集體記憶,外加“游戲的鼓樓”這一形而上的抽象概念給我們這些少數群體帶來的文化認同感。

鼓樓游戲業最繁榮的時代每個人看法都不同:有人認為是PS時代,有人覺得是PS2,有人說是PSP/NDS,但不管是哪一個,玩家印象中最好的時代終歸是過去了,雖盡力回憶,而距離產生美,終不得其真相。合眾人的“最好”以調和折衷,造出一個偶像,此即所謂“鼓樓的黃金時代”。然而我們拋開以上感情,換個角度考慮:買賣雙方極不對等,玩家維權無門,國產IP上不了臺面,商品除了水貨就是盜版……這樣的輝煌,其不可持續自然是毋庸贅言的。

知乎上有個問題:“在中國,有可能出現一個跟日本秋葉原一樣的大型宅人集散地嗎?”我非常欣賞下面一位網友的回答:實質上秋葉原是一個亞文化占主導但又與主流文化交匯并互相影響的地方,單純去建某種特定商品和人群的商圈是注定要失敗的,屬于結果倒推過程,切入點反了——鼓樓亦然。

從市場環境的角度來說,如果真希望游戲等亞文化能形成自己的商圈,甚至發展成一個健全的產業,今天的客觀社會環境反倒遠比十多年前要好:游戲禁令取消我們有了盼望多年的行貨和正規渠道、正版觀念迅速普及、國外廠商越來越重視華語市場、國內創作者已經有能力產出廣受喜愛的大IP……然而客觀存在的心理障礙是,80后、90初這兩代玩家,對過去的謳歌缺乏理性的支撐,但對今天的大環境和國產IP缺乏情感的溫度。

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罷,鼓樓和它代表的游戲時代遠去了,亦如鼓樓所代表的時間本身,不以某個人的愿望為轉移,從不回頭——世運只有日新,今天之后只會是明天。
鼓樓和游戲的故事還沒有結束——盡管已經在此眺望腳下的街巷700余年,但下一次太陽升起時,老街里將上演怎樣的戲碼對它來說仍充滿未知。
高健估計今年鼓樓的游戲店還要淘汰三四家,但他絕不走,要做在鼓樓堅持到最后的人。
卡姆樂屋的新店正在緊張籌備中。藍姐和王老版說,他們想在新店建一個“電玩博物館”——干這行30年,經歷兩代店長,卡姆樂屋收藏了不少品相完好的經典主機,比如MegaCD、3DO等等,在國外收藏品市場上每一件都是稀有藏品,價值不菲。
景波和劉碩還不知道自由人在鼓樓東大街前途如何——目前他們的營業執照還沒到期,“但如果真因為周邊規劃限制商業不給續了,我們也不會放棄實體店,而會租一間更大的、100平米以上的店,把我們多年來對游戲實體店的理解釋放出來,做一個玩家的聚集地?!?br/>去年,曾在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上市公司都待過,有著羨煞旁人履歷的景波辭掉工作,選擇全職經營自由人電玩——聊到這里,景波臉上是笑著的,一絲遺憾都看不出來。他說,一個人從20出頭到60歲是工作時間,大概不到40年——他今年36歲,還剩20多年,是時候干點自己喜歡的事了:“我評估了一下:干這個能不能掙錢?能掙錢;有沒有壓力?干什么都有壓力。那為什么不干點自己喜歡的?你進一家公司,干自己不喜歡的事,總覺得這個事很煩,那你人生會活得很累,很沒意思。現在我開店,每天進到店里看見大家都精神飽滿,很高興地去做一件事,人生是很快樂很有意思的——干嘛非把自己搞得那么壓抑呢?”
“很多圈里朋友說這行不好干了,我覺得要看怎么衡量:如果跟04年比,確實不好干了;但跟我們自己過去比,我們干得已經比以前好了。廠商、經銷商、玩家,大環境里大家都在各司其職吧,都喜歡游戲,我覺得會有好的結果的。如果有一天大家都沒有興趣做這個事了,那就糟糕了。我覺得至少目前為止這十多年還挺有意思。這個行業一直在往前走,道路前面只要還有亮光,就能接著琢磨?!?/p>

采訪那天我一大早出門,到結束已經下午四點多,鼓樓即將敲響最后一通鼓,我特意折返過去聽——畢竟按老北京的說法,不聽這通鼓,一天的工作就不算結束。不過我駐足跟著鼓點仔細數了一遍,似乎不是按“緊慢十八”的老規矩敲的,合計好像也不足一百零八下,覺得有點掃興——但轉念一想,沒敲完,就還有期待;真敲完了,就沒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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